在兰州举办的“浙商论坛会”上，浙江东阳市经协办主任张东方认为，兰州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重商氛围不是很浓，领导干部不敢“傍富”。8月29日，当地媒体立即发表评论《“帮穷”先要“傍富”》，号召官员“傍富”。评论说：为什么要“傍富”？是因为富人一有资本二有能力三有信息，和他们交朋友，就能获得更多展示自己、推介自己的机会，就会获得更多的招商引资的机会，这样的朋友不交，就等于把招商引资的机会拱手让人。如果害怕“傍富”，无法把自己的资源宣传推介出去，就不可能营造出“重商、护商”的发展氛围，不可能吸引到有效的投资，地方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好的发展，百姓的整体收入就难以提高。
　　这篇为政府官员“傍富”叫好的评论，让人心惊。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要合理地划分职能权限。应该由市场去做的，市场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的，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让市场去做。招商引资，这本来是市场能够做好的。只要一个地方有可以吸引外来资本投资赚钱的机会，与周边地区相比有比较优势，那么，头脑灵活、目光敏锐的投资者，决不会放弃这种机会。如果没有营利空间，精明的商人也决不会看重官员的个人魅力或者与官员的私人交情，而前来做赔本买卖——除非官员可以通过非法手段，给投资者机会。因此，政府官员完全用不着通过“傍富”而招商引资。 
    另一方面，一个地方的法治建设、制度建设以及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公平交易和履行契约等等，却是市场无法完成，需得政府通过公共权力来完成和维护的。就是说，政府官员应该做的，是为市场提供公平公正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这些公共产品能有效地减少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所有的市场主体服务——而绝不是仅仅为官员的朋友服务。 
    政府官员“傍富”必然严重影响公平公正。本来，政府官员是无偏颇地为社会所有人提供服务的，但是，官员一旦“傍富”，则只能为与他有交情的个别商人提供服务与方便。公共权力蜕化为私人的工具，寻租腐败应运而生。另外，官员与商人做朋友“重商、护商”的做法，打破了商人利益与社会其他利益的平衡，当商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雇员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傍富”者必然会偏袒维护商人利益，无法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和平衡，不能公平公正地执行制度和法律。 
    前年，甘肃首富、浙江商人张某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张某向检察机关交代了曾向一些官员行贿的事实，他说每年仅过年向官员的好处费，就要送500万元。勤于和张某做朋友的甘肃省和兰州市数十位官员甚至高级官员受到影响，那些乐于与商人做朋友的官员们，现在不少仍在监狱中度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