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尽管中国GDP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但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也逐年上升。中国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达65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6%。2008年的南方雪灾直接经济损失达537.9亿元，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人民币。不难看出，多年来我们用非常低的劳动成本和非常高的资源环境代价换来了GDP的高速增长，而忽略了社会的均衡发展，没能躲过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过的痛苦。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环境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在加大，近年来，中国洪涝灾害轮次发生。此外，一些地区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掠夺式开发”，严重忽视了防灾减灾的战略任务，人为地加重了自然灾害。

　　屡屡发生的重特大生产事故更具突发性、灾难性和社会危害性。近年来，全国每年因安全事故死亡13万多人，伤残70多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500亿元。全国平均每天发生7.2起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每周发生2.5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月发生1.2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

　　食品安全问题使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食品恐怖主义”正威胁着中国百姓。环境污染直接危及农作物及其产品；而农牧业种植、养殖的源头污染严重，农药、兽药滥用导致有害物残留量超标。此外，食品在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明显暴露出来。“毒奶粉”重大事件的发生，毁了中国奶制品产业，还使中国食品在国际上蒙耻。

　　7.灾难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现行应急管理制度、体制、机制中的问题。结合对2009年以来一系列灾害的反思，紧扣完善社会管理这一主题，常委们纷纷就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制度建设发表真知灼见。

　　全国政协常委、新疆军区原司令员邱衍汉认为，我国的应急管理制度还存在着六方面问题：现行指挥机制不是专门的、常设的，平时深入研究不多，突发事件的发生后需要一个临时抽组、磨合过程；现行情报掌握、交流、分析评估制度略显滞后；应急预案的修订、演练没有形成经常性制度，预案不全不细；战略物资储备的种类、数量、布局均存在不足；现行应急救援队伍的种类、数量及其装备均有待加强；公民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常识和自救知识普遍缺乏。

　　为此，他建议从上述的一系列问题入手，逐一解决存在的问题，从事前防范、事中处置和事后善后的整体，全方位完善应急管理制度。邱衍汉特别建议，要改进目前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救援专业、骨干队伍建设。国家除战略储备外，各级政府根据本地可能遇到的灾害情况预储2/3的物资，加强应急物资的生产、储备、运输能力。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显政常委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他认为，目前的应急管理体制中存在机制不健全、职责不清、协同应对水平不高的问题。在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中，很多地区只着眼于减轻自身的车流压力，各地信息不对称，造成了部分道路交通阻塞和滞留加重，延缓了救灾过程。另外，因为预测预警能力不足，应急救援装备、物资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偏低等问题也都暴露了出来。

　　王显政建议制定国家层面的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健全应急管理体制，使其常态化和专职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应急联动、信息共享等机制，层层落实责任。另外，加强信息系统、应急装备、物资储备、运输能力、应急队伍等方面的建设，确保灾害来临时，能够迅速、及时地整合出多元、高效的救援力量。

　　8.日本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台风、地震是家常便饭，雪灾基本上是年年都有，但关于任何一种灾难的信息都能在现有的法规、条例或资料中找到，在此基础上修建避难场所、储备食品和水、健全应对各种灾难的政策措施，东京于1991年建立的防灾中心能承受与关东大地震相同震级的地震，自备的发电装置也可以保证3天的正常电力，东京还与周边的13个城市建立了灾难互援机制；日本经常进行应对各类突发危机的演习，基本上每个家庭都备有救急包和防灾用品；日本非常注重和强调“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抵御自然灾害”；细数起来，还有很多，最重要的还是他们“防患于未然”的意识，频发的灾难增强了日本人民的防灾抗灾意识，除了完善的应急制度和设施，他们还有心理上的应急准备。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美国通过立法来界定政府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职责和权限，将应急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美国先后制订了上百部专门针对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事件的法律法规，并注重从每一次紧急事件处理中吸取教训，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台了“联邦应急方案”，规定遇到紧急事件，首先由各州和地方政府作最初反应，如果事件超出地方政府处理范围，在地方申请下，由总统正式宣布该地属于受灾地区或出现紧急状态，“联邦应急方案”随之投入实施。

　　以该方案为代表的美国应急体系强调对突发事件既要作出规范化、一体化的反应，同时通过模块划分确保应急体系在组织结构上具有最大程度的灵活性。“联邦应急方案”将应急工作细分为交通、通信、消防、大规模救护、卫生医疗服务、有害物质处理等12项职能，每项职能由特定机构领导，并指定若干辅助机构。视灾难及紧急事件的不同性质，启动全部或部分职能模块。

　　9. 中新社福州2010年7月16日电 (张羽) 福建省上杭县政府15日晚间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对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渗漏事故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通报称，根据环保部会同福建省环保厅的联合调查，事故原因初步查明，此次事件主要是由于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防渗膜破裂，污水经由人为非法打通的排洪洞和观察井泄露进入汀江流域，导致河水污染致大面积鱼类死亡。

　　调查发现，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内6号集渗观察井与排洪洞被人为非法打通，井内渗滤液涌水量超过回抽量时可直接通过排洪洞排入汀江。2009年9月福建省有关环保部门检查时发现排洪洞有超标污水排入汀江，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但直至本次事件发生企业仍未整改到位。

　　调查组认定，设在企业下游的汀江水质自动在线监测设备损坏且未及时修复，致使事件发生后污染情况未能被及时发现。

　　中共上杭县委、上杭县政府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同意县环保局局长陈军安引咎辞职，对县经贸局局长黄仲华停职检查处理。另外，检察机关已介入该事故调查。

　　上杭县公安局政委温松兴也在发布会上表示，公安机关已于15日正式对泄露事故立案侦查。

　　10.2008年6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要求建立长效机制，将突发事件应对法培训作为公务员四类培训的重要内容。

　　通知要求，培训内容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重大意义、立法宗旨、主要内容和贯彻实施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应急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和法制)，重点学习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的应急管理体制、预防与应急准备制度、监测与预警制度、应急处置与救援制度、事后恢复与重建制度等。

　　11.2009年2月1日，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应急管理工作》的文章。文章指出，不能只强调经济增长，不顾安全甚至以破坏环境资源、忽视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代价。

　　文章称，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风险、矛盾交织并存，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文章强调，建立健全社会应急管理体系，不断增强抵御自然灾害、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要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摩擦，避免矛盾激化，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

　　文章指出，事先预防和事中应对是应急管理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能狭隘地将应急管理等同于事后处置。要把应急管理寓于日常管理之中，把工作着力点前移，在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的同时，强化避险防灾，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切实做到准备在先、防患未然，确保突发事件一旦发生，能够及时有效处置。要最大限度地控制和消除事故发生的风险和隐患，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12. 近日据媒体报道，甘肃、青海、吉林等地再现毒奶粉，三聚氰胺超标竟达500余倍！真不知那些倒霉的消费者，每天是在喝奶还是服毒。尽管据称“有关部门要求严肃查处，杜绝问题奶粉流入市场，彻底查清其来源与销路，坚决予以销毁，并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但对百姓来说，恐怕心里仍会打点折扣，原因有二。

　　其一，虽经查，在青海发现的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属2008年集中销毁问题奶粉时，不法分子藏匿之物。但此间困惑在于：为何当初有关部门销毁毒奶粉，没能做到完全彻底，给不法者留下可乘之机？这是否意味着那场针对毒奶粉的“围剿”，实际存在漏洞？

　　其二，当年三鹿事件案发，有关部门铁腕惩治，雷厉风行，当事人有的记过、有的坐牢，还有的去了冥界报到。但去年以来，上海熊猫炼乳、陕西金桥乳粉、山东绿赛尔纯牛奶等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仍时有发生，加上本次查获的毒奶粉数量达38吨之巨，难免使人困惑：究竟还有多少漏网的毒奶粉，潜伏在监管的“盲点”中？

　　由此，公众虽不能妄自结论有关部门必定工作不力，但今天面对食品安全“梦魇”再现，一定程度上表明此前的专项整治确未到位，既触碰公众容忍底线，又严重影响有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公信力。须知，哪怕有关部门再有多少次信誓旦旦的彻查表态，但只要未吸取足够教训，都难免被一个接一个批次的毒奶粉轻易冲淡。因为据媒体披露，2008年针对问题奶粉的“围剿”，导致已售出很多产品的中小奶粉生产企业无法以充足的现金收回。而对企业来说，销毁奶粉意味着资金打水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不愿吭声，宁可将成品悄悄放在仓库。所以，尽管有关部门一再重申问题奶粉已基本被清理销毁，但这些“定时炸弹”实际并未消失，而只是暂时隐匿，静候爆发，足以反映其监管的乏力直接导致本轮毒奶粉事件抬头。

　　此外需要指出，当年三鹿事件案发，无良厂商及经营者均被依法严惩。但比较富有“趣味性”的是，据媒体公开报道，在三鹿事件中被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短期内就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较其在质检总局时还升了半级。可见，毒奶粉之所以能杀“回马枪”，除了相关生产企业胆大妄为之外，问题官员“无碍复出”的潜规则，恐怕亦是导致监管乏力的一大症结。

　　目前，针对毒奶粉再现的调查尚在深入进行中，希望本次调查不会匆匆完结，毕竟群众的眼睛雪亮，都明白毒奶粉背后所隐藏，乃公众不知的利益链条，若不将之彻底斩断，日后治乱之往复恐难穷期。试想，若38吨三聚氰胺奶粉完全流入市场，将要荼毒多少人？倘这种情况确然发生，有关部门再有任何托词，都只能是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