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某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局长简文豪以及该局12位处长组成庞大的接访团，坐镇市信访局。

上访问题一：十多年拿不到临迁费。

简文豪回应：两个星期内出解决方案，送到居民家中。

市民袁先生等5位来访群众说，由于拆迁补偿费涉及多个部门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200多户居民在拆迁后十多年都拿不到临迁费。“我上访30多次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有些工作人员还给我们脸色看。”袁先生说。

“如果是我们工作没有尽到责任的，某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的，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局向你们道歉！”这时，简文豪站了起来，深深地鞠了个躬，袁先生等人愣了一下，也同时站了起来，向简文豪回敬了一鞠躬。之后，简文豪耐心地解释有关政策，并表示两星期内一定把解决方案送到袁先生家里。

上访问题二：付清房款验收时，房子“不见了”。

简文豪回应：在预售商情况核查清楚后，下周内给出答复。

市民张先生投诉称，自己2002年在海珠区某开发商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商品房还没有建成，预售时，这套商品房在房管局的资料上是有的，而且相关手续齐全，张先生向银行贷款付清了房款。2003年，该套商品房竣工，但当他要去验收的时候，却发现这套31B的单元奇怪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套商品房。张先生要求要回自己在预售的时候购买的31B单元的那套商品房。

简局长当即回应称，国土房管局会派专人到现场查明情况，在预售商情况核查清楚后在下周内给张先生答复。

10. 从2006年12月15日起，石家庄各繁华街道、十字路口，亮起的一块块电子屏幕显示出的“权力清单” ，却让人心生暖意！

2006年以来，石家庄市各部门对行政权力进行了清理审核，明确了规范标准，将行政职权细化分解为12项。全市清理界定各类行政权力42469项，其中市政府本级223项，市直55个职能部门共2943项，县（市）区政府本级也做了相应的清理和界定。各地、各单位都结合实际建立了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公开专栏，将部门概况、部门职责、班子分工、机构设置、行政职权目录、流程图等初步进行了公开。除已启动的路口电子显示屏公示外，石家庄还将建立行政服务大厅、政务公开网络平台等。

“你看这屏幕上，到城管局办事啥要审批、啥得收费，一清二楚，心中有数好办事！”“活了大半辈子，这还是头一回看到政府部门这么透明！”这是当地市民驻足观看时发出的议论和感慨。石家庄设置“权力清单”的做法，虽然还刚刚起步，这种做法产生的效果，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意义等，将会随着事情的进展进一步凸现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家庄这些“权力清单”就为进行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提供了便利。通过理清权力种类，规范权力大小，界定权力范围，人民群众可以了解权力的使用范围，程序方式，运作模式等。有关权力的相关信息，最大限度地公诸社会，睽睽众目和有力监督，能进一步促进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加大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强化执法人员执法为民和文明公正执法的观念，建设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治政府。

11. 2007年9月，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负责起草该《办法》的深圳市监察局有关人士认为，这一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是对行政责任体系的完善”。

今年初，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及市纪委全会提出“政府部门失职要向市民道歉”，社会各界反响强烈，认为这是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体现，但也担心会流于形式，期待着政府能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实施办法。为了落实这一要求，更好地完善行政责任体系和行政问责机制，深圳市对政府部门的责任检讨和失职道歉行为，以制度形式加以确立和规范。

《办法》规定，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重大事件后，负有管理责任的政府部门应当对本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检讨，并向本级人民政府作出说明。

这些“重大事故事件”，包括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方面的重大事故及事件。重大事故和重大事件的具体标准，按照国家和广东省的有关规定执行。应自事故、事件发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讨工作，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专门报告。

对于失职道歉制度，《办法》规定，政府部门自我发现或者经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监察机关等有权机关依法认定有失职行为，致使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或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

道歉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深圳市主要报纸刊出道歉书等形式，要说明“履责不力的原因、整改的具体措施及进度安排”。

《办法》还规定，失职检讨、道歉并不代替责任追究，“政府部门实施检讨及道歉，应当与纠正错误、健全制度、改进工作、实施问责相结合”。严重失职的，应当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及法律责任；政府部门向公众道歉后，未能按承诺期限落实整改措施的，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而对于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责任检讨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机关给予通报批评。政府部门应当道歉而未道歉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机关责令其道歉。

目前，深圳已明确了108种行政过错行为。据统计，仅2005年10月到2006年12月，深圳监察机关就实施行政问责120件、对99人追究行政责任。2006年，监察机关先后对3宗重大责任事故进行了问责，督促有关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作出公开检讨。

三、作答要求

1. 请用不超过40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中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及其对社会的危害。要求：概括全面，观点鲜明，条理清楚，语言流畅。（25分）

2. 在“给定资料9”中，简文豪局长向来访群众深深鞠躬致歉，请解析这个“非凡之礼”蕴含着哪些深刻内涵和意义。要求：简明扼要，表达准确，不少于250字。（20分）

3. 根据给定资料所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请你提出预防职务犯罪应采取的对策和建议。要求：条理清晰，针对性强，切实可行，不少于200字。（25分）

4. 根据给定资料，从“权力、责任与道义、良知”的角度，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自拟标题，联系实际，观点明确，内容充实，语言流畅，层次清楚，有说服力；全文不少于1000字。（30分）

参考答案(范文)

1. 资料中反映的职务犯罪主要表现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如瞒报矿难事故人数、盲目上马“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如向企业索要好处，放纵其违法行为，行政征收中“私帐公抵”，谋取个人或部门私利；贪污受贿、侵占公共财产，如贪污公款，收受贿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如基层政府纵容黑砖窑非法用工，间接侵害劳工的人身权利。

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首先，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由于职务犯罪放任不合格产品、“豆腐渣”工程泛滥、黑恶势力横行，导致群众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次，损害公共利益。少征税费、贪污、盗用公款和各种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造成公共财产的巨大损失。再次，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腐蚀行政权力，损害政府公信力，降低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政府公务的顺利执行和施政目标的实现，败坏社会风气，阻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2. 简文豪局长勇于自我检讨和道歉，彰显着政府部门积极承担自身责任的正确态度，同时，也显示出建设责任政府、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迫切性、必要性。政府部门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就要检讨和追究责任，向公众道歉。在当前我国责任型政府建设滞后的背景下，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行政责任体系、行政问责制，以制度形式规范政府部门的责任检讨和失职道歉行为，推动更多部门及其领导像简文豪局长那样积极承担起责任，促进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更好地适应责任政府和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

3.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标本兼治，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入手，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廉洁自律意识，消除“权力寻租”的思想根源；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财务监管等预防职务犯罪的相关规章制度，全面落实行政问责制，铲除职务犯罪发生的制度土壤；健全监督机制，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接受人大、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保证权力阳光运行；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坚持违法必究，从严量刑，震慑腐败分子，减少和遏止职务犯罪现象。

4. 参考范文

用责任和良知引导“权力的行使”

近年来，关于“权力”的话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耳边，人们谈论最多的莫过于“官员对权力的非法行使”。或许人们在谈论“非法行使权力”这一现象的原因时，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制度建设不健全，监督防范不力”。但如果我们把问题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制度层面”，笔者认为就有失公允了。

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我们应该看到，“官员对权力的非法行使”问题实际上也是由“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共同造成的。客观上来看，是由于机制约束不力，或缺乏“外部责任”的约束。而从主观上来看，部分官员在掌握权力后，放松个人修养的提高、进步，没有加强自律防范，丢失了原有的“天然良知”，在缺乏良知引导的情况下“误入歧途”，以致于“自绝于人民群众”，是该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构建“外部责任”体系，恢复“良知”的引导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分别着手：

从主观角度看，我们要帮助官员提高“免疫力”。有关的宣传部门要以正面典型引导官员爱岗敬业，树立诚实守信、廉洁从政的权力观。加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教育，强化廉政文化建设。广州新东方戴老师认为应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认识，积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强其自觉抵制“外部侵袭”的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举办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成果展览,形成一种强大的“警戒舆论”，努力营造一个“责任和良知”的氛围，减少问题发生的几率。

从客观角度看，我们要从多个角度构建“外部责任”体系。首先，要严格规范官员的“场外生活”。国家有关的监督部门应该完善相关的官员操守守则，规定官员只能在办公场所与他人谈论工作事宜。同时预防“后院起火”的可能性，正所谓“欲送之礼，何患无辞”，有关的监督部门还要明确规定官员不得大肆操办婚丧嫁娶生日。其次，完善群众举报制度，有关部门应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和教育人民群众加强与权力寻租行为的斗争，并鼓励新闻媒体曝光有关的非法行为。新东方戴斌老师认为还应为群众举报创造便利条件,加大对举报人的保护措施,严格举报保密制度,对泄露举报秘密的司法人员要严肃处理。严厉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完善举报奖励制度. 明确规定奖金来源和奖励办法。最后，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非法行使权力”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形成外部的“阻吓作用”。

综上所述，“外部责任”体系往往只是凭其强大的威慑力在“敢不敢”的层面上遏制各种“非法行使权力”的行为，而“良知”的引导则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即“愿不愿意”的角度遏制和消除少数官员的罪恶心理。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让广大的干部“不敢”为之，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们“不愿”为之。可见，规范权力的行使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责任”的约束和“良知”的引导，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两把重要钥匙，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