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人肉搜索”虽有弊“因噎废食”不可取 通过网络搜寻查找特定人物信息的“人肉搜索”，在江苏徐州将成违法行为。《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日前获得通过，该条例明令禁止在网上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对发布者、传播者，最高可罚款5000元，情节严重的，半年内禁止计算机上网或停机。(见本报今日2版) 菜刀确曾被歹人拿来行凶，但很难想像下道命令禁了菜刀。“人肉搜索”同样也只是工具，如果被不当滥用，于社会当然有害；如果被公民用来监督某些公众人物，于社会则大大有益。 被称为“人肉搜索第一案”的主角王菲，曾因婚姻问题被“搜索”出来，连续数月被网友“电话谩骂”。对于非公众人物王菲来说，其隐私因“人肉搜索”被公开，个人生活因“人肉搜索”遭干扰，“人肉搜索”确实扮演了“魔鬼”的角色。但涉嫌猥亵11岁女孩的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声称要处罚降价房产商却开着凯迪拉克、抽着“天价烟”的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不也是因为被网友们“人肉搜索”方才现形、下台的吗？如果没有“人肉搜索”，仅是靠着传统的舆论监督，林书记和周局长可能至今仍官居要职，做着自己的太平官呢。 在这里，“人肉搜索”难道不是舆论监督的好帮手，难道不值得肯定吗？ 也就是说，具体案例中“人肉搜索”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有时是魔鬼，有时是天使。一码是一码，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万不能因噎废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简单一禁了之，不是一个好办法。 还有，“在网上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要看公开的这个“他人”是什么人。如果是公众人物，是需要民众监督的官员，提供或公开其信息资料，如果不侵犯其隐私，何罪之有呢？官员的许多信息，关乎公众利益，需要民众监督评判，本来就不是隐私。 是否侵犯隐私，是否诽谤，是否侮辱人格……这些“人肉搜索”容易“犯”的“毛病”，现行法律就有规范，其实用不着专门立法去禁止“人肉搜索”。“人肉搜索第一案”的宣判，已经很说明问题。 据新华网报道，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预防腐败主要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权力公开透明。从此前的“林叔叔”案、周局长事件等看来，“人肉搜索”无疑也是权力监督的有效利器。通过网络曝光，可以使权力更加公开透明，使官员更加自律自重。 因此，正确的选择不是叫停“人肉搜索”，而是对其进行规范，使其避免侵犯私权利，着重监督公权力。

38、保民生保就业要破土门槛土政策 身高和“标准”相差1厘米，就否定了一个代课教师18年的辛劳，也让她转为正式教师的努力化为泡影(本报今日1版)。如果这位老师曾教过的孩子们听到此事，不知会作何感想。笔者的父母、祖父母毕生都以教师为业，我对伊犁那11位被身高门槛阻断职业生涯的老师，更多了一分鸣不平之心。 新疆伊犁并不是招聘教师“以身高定去留”的第一桩，也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桩。“以身高定去留”之类人为制造的就业门槛，本就不公不义，在今年就业形势格外严峻的大环境下，更显得格外扎眼。 就业歧视是个老话题，年年常演常新，门槛越来越新，也越来越怪，越来越有理由。当地教育部门的回答听起来很合理：如果放1米49的过关，那1米48的呢？但问题的死结并不在此，而是所谓的“规定”本身就不合理，因为，《教师法》和《教师资格认定条例》并无对身高作任何具体规定。 就业是民生之本，砸什么也不要随便就砸掉一个人的饭碗，更何况是以歧视性的身高不达标之类理由，因为，教师职业不应是对身高有特殊要求的特种职业。国家千方百计刺激经济、扩大内需，保民生，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为了多保住民众的饭碗？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却设置各种歧视性门槛和土政策，与中央的努力南辕北辙。

39、德江舞龙纠纷堵疏高下立判 不出十五就是年，目前全国各地仍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据新华社发自各地的报道，在震后的灾区北川，古老而神秘的羌族传统仪式在上演，宣示了羌人的顽强和憧憬；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西藏等地，也有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共庆元宵；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舞龙舞狮，焰火璀璨，不同的仪式和活动，表达的都是辞旧迎新、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与节日气氛不相称的是，在贵州德江县，却因舞龙纠纷发生了一起围攻县政府事件。这可算是一起“非典型性”群体事件：参与围攻县政府的群众，并非个人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或有长期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非要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表达情绪。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在节日里尽情狂欢，表演本地传统的舞龙。 而县政府限制舞龙的原因，似也出于好意：当地县城街道狭窄，舞龙、炸龙活动人多腿杂，且有一定危险性，存在安全隐患。 本意虽好，但确实犯了简单草率的毛病。据此_文_来_源_于_贵.大/在,线 httP://Www.ｇzU521.Net ] 了解，元宵节“舞龙”是德江人世代相传，春节期间最热闹、最隆重的活动，怎能因为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一禁了之。 纠纷发生后，城管、公安等权力执法部门的介入，又加速了事件的升级。众多“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众也被裹挟进去，典型的“人民内部矛盾”差点演变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也许因为有了处理瓮安事件的经验，“舞龙纠纷”随后的处置还算及时得当。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立即提出要求，对群众性的传统庆祝活动，要进行疏导并有效组织。随后县政府拆除了主城区所有护栏和景观灯，允许群众在主城区舞龙，并派出干警和政府工作人员组织疏导。 一堵一疏，效果迥异。元宵节这天，传统的舞龙活动如期举行，一时剑拔弩张的德江，又恢复了热闹喜庆。 为维护社会稳定，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掌握社情民意，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和苗头，千方百计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个体矛盾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小事情酿成大事件。德江惊险一幕，再次证明中央的要求高瞻远瞩。

40、“隐性就业”更需“显性鼓励” 日前发布的《2008年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显示：2008年，我国有659万大学生需要就业，再加上金融风暴等冲击，2009年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前景不容乐观。在这个背景下，有人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实现“隐性就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为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然而，这种“隐性就业”由于其天生所具有的太多不确定因素，势必会导致其不能成为一股稳定的缓冲就业压力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有关部门真的应该站出来，给这些为社会分忧解难的“隐性就业”者们来分忧解难了。 诚如报道中所写的那样：“隐性就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后延了，没有治本。如果要以“隐性就业”的方式根本解决当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必须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以这种制度来保障“隐性就业”的相对稳定性。但笔者以为，即便是有了稳定的社会保障，大部分的“隐性就业”者，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还是会选择“显性”的正常就业的途径，“隐性就业”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手段。因此，如何能出台相关的鼓励性政策，让“隐性就业”者所从事的工作，为他们在寻找未来的“显性就业”时加分，才是更加重要的。 2008年12月19日，国家推出“准就业”机制，应该说已经在开始遵循了这样一个思路。有媒体报道介绍说：这一人才培养模式将改变传统的大学生等待就业岗位的模式，把大学生集中起来，以高校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进行实践培训，通过国家标准让大学生在“准就业”岗位有一个过渡期，然后走向就业岗位或创业，从而缓解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然而，这种模式毕竟对毕业生的专业等条件有一定的要求，照顾的范围还相对有限。如何能让类似的“显性鼓励”制度更加“普照”，让更多的“隐性就业”者沐浴到阳光，还需有关部门更多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