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转型升级是出口解困的根本途径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出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在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中国出口增长速度逐月回落，2008年11月出现十年来首次负增长，增长率降到一2-2％。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国出口如何应对？一方面，政企携手，共度时艰，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保持我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充分利用金融危机中蕴藏的机遇，推进出口的转型升级。 目前，外部需求迅速萎缩，个别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我国出口企业普遍出现了利润降低、订单减少、企业倒闭等现象。但是，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生产调整灵活性较强的企业，反而抓住了竞争对手纷纷陷入困境的机遇，扩大了市场份额，取得了良好的出口增长业绩。因此，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关键是要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根本途径是加快出口转型升级。 出口转型升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这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为此，需要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同时，积极延伸服务价值链，发展物流、营销、金融服务等高附加价值的服务活动，逐步建立起由中国企业掌控的全球销售网络。二是要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不断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清洁生产、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三是要充分发挥出口对扩大就业的积极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同时，要优化出口的区域布局，不断开拓和培育新兴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五个关系。 ——处理好保出口与促升级的关系。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要处理好保出口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利用当前的金融危机，淘汰落后的出口生产能力。加速一些出口企业的破产倒闭。但是，我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果听任出口企业倒闭，就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困难的形势下。要把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放在首位。企业要先生存，才能图发展。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有效引导有利于确定出口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加快转型升级的进程。但政府引导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因势利导，而非一厢情愿，更不可越俎代庖。综观其他新兴经济体出口转型升级，其动力主要来源于虚产要素成本的抬升，市场压力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附加价值的出口产业活动创造适宜的环境；建设共用的研发平台，保护知识产权，为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提供金融平台；改进通关便利化，完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适应高端产业活动的要求；改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外汇管理体制，为本土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便利与支持。 ——处理好转型升级与转移的关系。我国出口产业在布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优化出口产业的布局是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出口产业布局调整同样要尊重市场规律，对于具有“大进大出”特点的加工贸易，引导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难以满足其对物流的要求，因此可能事倍功半。加工贸易布局的优化资:料;来/源,于ＧＺＵ５２１贵:大;在,线 http://Ｇzｕ５２1.NEt，主要应着眼于在沿海地区的优化布局，即引导加工贸易活动从珠三角向广东东西两翼地区、北部湾地区转移，从长三角向苏北鲁南地区转移。 ——处理好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关系。外商投资企业超过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这是过去30年我国大力吸引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外资政策的结果。外资企业对于扩大出口、解决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在研发决策方面受制于其母公司的战略。其品牌和国外销售渠道更操控于其母公司，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由中国企业控制的国际销售渠道，必须依赖本土的跨国公司。因此，扶持本土的跨国公司，对于出口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要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支持内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着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处理好海外并购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获取国际品牌、海外销售渠道，是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但是，靠我国在境外新建销售渠道和培育国际品牌，难度大、耗时长。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不少国外企业经营困难，股价大幅缩水，这为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家可以有选择地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建立海外并购基金，加大对出口企业海外并购的融资支持力度，帮助我国企业不失时机地并购海外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加快出口转型升级的进程。

45、保增长，更要调结构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这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政策确定了基调，也可以说是针对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的一些苗头及人们所持疑问的一种回应。 11月初，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日益显现的形势，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启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为中央的果断决策、重拳出击感到振奋的同时，也有人表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会否引发新一轮投资“大跃进”，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尽管中央制定的“十项措施”已经给出鲜明的信号——除了投资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外，4万亿元资金将更多地投向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环境保护等关涉民生的领域；在产业结构方面，也明确提出要“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但是我们看到，在许多地方政府随后跟进公布的庞大投资计划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偏重于大型基建项目和重化工业项目的倾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些项目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可以较快地、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 如何处理保持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保增长是否意味着要搁置或者放弃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必须注意到，本轮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虽然其内在动因与1998年相似，都是为了防止国内经济在强烈的外部冲击下出现过快下滑，但政策内涵及着力点却有了很大不同。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正是在这10年期间，我们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高增长，最近10年更是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然而，这种高增长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增强了国家实力的同时，也积累下诸多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以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依托、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事实越来越证明了它的难以为继。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改变这种粗放型、低水平的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受冲击最严重、经营状况最困难的，正是那些技术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后的行业和企业。因此，在实行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地进行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促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能为了保增长而“饮鸩止渴”，把那些已经或准备淘汰的落后产能再重新扶持上马。要严防一些地方不顾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市场条件等乱上项目。 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促转型之间，非但不是对立的关系，还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的回落，为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另一方面，结构调整将给未来的长远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可以说，保增长、扩内需是“治标”，是短期目标；调结构、促转型是“治本”，是长期目标，只有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需要说明的是，结构调整并不单指产业结构，还应涵盖更广义的经济结构。当前尤其要注意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投资，轻消费”，两者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假如消费长期乏力，很可能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产能过剩；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及消费品质的提升，则可以反过来拉动投资，并对投资的方向构成“倒逼”，驱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总之，扩大内需的政策内涵绝不仅仅是强力投资，而增加投资也绝不能只盯住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促进消费理应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内容。在这方面，预计中央还会有更多的后续政策出台。 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总结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四个压力”，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这一判断反映了中央对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 我们认为，这些压力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市场和企业自主调整的动力。作为各级政府，应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通过准确、得力的政策引导，与市场形成合力。果能如此，我们将迎来一个以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为亮点的“新增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