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能不能依法行政、科学行政。这其中包括领导干部自己是否守法，其行政作为是否在宪法和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能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是否从根本上尊重和服从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很显然，领导干部行政作为与不作为，对执政成效影响很大，群众感受深刻。在其位不谋其政，固然有问题；滥用权力，违法行政，有时候比不作为的危害还要大。
　　在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上，我们党特别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事实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依法执政来体现。因此，行政积极作为、依法作为，把依法执政的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所提倡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实现党的执政宗旨”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执政能力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资料7：
　　对有利益的领域，争权夺利，竞相管理，而对没有利益的领域，推责诿过，缺位失语，这是当前不少部门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胡乱作为，以捞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好处，另一方面又是无所作为，对社会急需、百姓期盼但没有利益的事情，不闻不问，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不少行政人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思想混日子，尽管自身清白，却不为群众服务，不愿触及矛盾，不敢与坏人作斗争，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群众的正当利益。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多年来，不少地方的政府和部门因行政不作为被当地群众推上了法庭。行政不作为虽然不如乱作为那样后果严重，危害却不可低估。一件县里完全可以处理的事情，却要中央领导亲自过问才去解决。这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怪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大量存在。

参考资料8：
　　在一些地方，执法成患，已经不仅仅是态度粗暴的问题，而演变为官民之间的暴力对抗。一些地方为“推动”工作，动辄动用警力，抓人捕人。有的地方私建“执法队”，私设“小黑房”，用来教训“不听话”的群众。有的地方还实行“恶人治村”、“恶霸执法”，把“村霸”、地痞搜罗进基层政权及执法队伍中来，专门对付当地百姓。据调查，暴力行政有四大“高发区”，主要发生在农村税费收缴、征地和房屋拆迁、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以及阻止公民上访领域。专家认为，片面的政绩考核体制和不合理的行政“包干制”，是导致暴力行政的制度原因。有关领导和上级机关为了完成任务，对暴力行政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暴力行政危害甚大，它使得干群关系持续紧张，成为衍生黑社会势力和诱发恐怖行为的温床，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的稳定。有迹象表明，目前一些地区的党政干部受到暴力伤害的也不在少数。

参考资料9：
　　据一些基层群众反映，目前，行政执法中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问题比较普遍。一方面，政出多门，各部门从不同层面做出规定，标准各异，客观上造成了行政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例如，按规定，道路路政由交通部门管，道路交通违章和治安由公安机关管，但在一些地方这两个部门却冲突不断。近年来，在湖南、山东等地都发生过两个部门大打出手、阻断交通的事件，惊动中央。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往往规定县级以上某某部门负责某方面执法，结果同一系统的各级执法部门纷纷下乡执法，加重了基层负担。与部门利益膨胀遥相呼应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保护、各自为政演变成一大公害，消耗了大量的执法资源。例如，本来国家对建筑单位已经规定了严格的资质审批条件，但由于建筑业是一块“肥肉”，很多地方又各自立规，外地企业要进入本地市场，必须向本地的主管部门申请进省（市）施工许可证，准入门槛大大抬高。

参考资料10：
　　在民主和法制社会，政府在处理与公民或单位法人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时，越是遵循依法行政，越是少动用或不动用强制性手段和措施解决矛盾，越是有助于树立政府的权威。从法律地位上讲，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一样，是完全平等的主体，“官告民”与“民告官”一样，都是依法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政府乱作为，侵害了群众利益，老百姓可以依法告政府。同样，老百姓做错了事，侵害了政府利益，在调解、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政府也应该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益，而不能动辄采取强制手段，动用所控制和掌握的“专政机器”强行“维权”。因为与强大的政府相比，公民或法人无疑处于弱小地位，政府以强凌弱，即便有一万个正确理由，也必然会使弱势群体受到伤害。眼下一些地方政府对“官告民”不感兴趣，觉得这样做有损政府的形象和权威，认为只要政府有理就可动用行政权力强制执行。这是有悖于法治理念的“权力政府”的惯性和“特权”思维，实不可取。

参考资料11：
　　在新一轮“问责风暴”中，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深化的新趋势，这意味着，除了“出问题”的官员要继续受到追究外，那些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太平官”，也将面临着被罢官去职的危险，难享太平了。
　　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是近来媒体上出现的一个高频词汇。但是，对于由谁来问责？来向谁问责？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被真正搞清楚。上级问责下级，领导问责一般干部是一种问责方式；下级问责上级，一般干部问责领导干部，普通公民问责政府部门也是一种问责方式。前一种问责方式，我们早已有之，不仅很早就明确了干部责任制，而且建立了一级领导一级干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下的问责机制，使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暴露出更多的弊病，上级的一时失察，就会造成下级的重大失职；政府官员的一时失误、某个领导或部门一时的行政惰性，带来的就是群众生命和财产的无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