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全真模拟试题

　　节选自：《华图公考十年蓝皮书·申论策略精华》 作者：崔守军

　　模拟试卷二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答卷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材料

　　1、群体性事件，是即将过去的2008年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贵州瓮安事件。由于该县女学生李树芬溺水身亡，其家人对公安机关的“自杀”鉴定结果不服。6月28日，死者家属在瓮安县城游行，大量群众聚集围堵县政府，后转变为突发群体性暴力事件。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等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云南孟连事件。该县勐马镇胶农因橡胶林产权归属一事多次与当地橡胶公司发生争执和冲突。7月19日，勐啊村5位胶农被警察强行带走，数百名村民手持器械，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被围困达11个小时，2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不同程度损毁。

　　租汽车全城罢工。7日，湖北省荆州市数百辆的士集体停驶。10日，上百名海南省三亚市出租车司机停止营运。同一天，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上百辆出租汽车集体罢运。18日，部分“挂靠”在云南大理交通运输集团的个体客车司机集体罢运，造成大量乘客滞留，全州的县际客运秩序一度濒临瘫痪。20日，广东汕头1000多辆出租车罢运。此外，发生在年内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还包括：

　　陕西府谷县75警民抢尸事件、广东惠州717骚乱事件、云南丽江84环保纠纷事件、川渝9——10月教师罢课事件、湖南吉首93非法集资事件、重庆巫溪919车祸事件、河北省廊坊1019铁路征地事件、江西铜鼓县1024山林纠纷事件、深圳宝安区117对讲机砸人事件、湖北武汉1118下岗职工上访事件、重庆开县1121村民煤矿冲突事件、广东东莞1125劳资纠纷事件。

　　2、 两年前，陇南市提出东扩西进规划，新的行政大楼将建在武都区东江镇，并拆迁完毕，居民也建起新房。 之后，两度传出市政府要搬迁至成县，东江镇居民两次上访，而政府两度辟谣“不会搬迁”，但武都处于地震带同时地形狭窄不利于城市发展的现状又困扰着政府。

　　今年地震后，专家论证后上报搬迁方案，搬迁传言再出，30多户市民上访而被少数人利用终造成群体事件。 而在群众看来，搬也好不搬也好，关键要信息公开。甘肃省长徐守盛让群众安心放心，他表示无论是否搬迁都会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使群众短期生活没有损失，长期生活得到保障。

　　65岁的王国英打开网页时，常把光标弄得满屏乱飞。 对于老伴的嘲笑，11?17冲突事件后，才学会上网的王国英满不在意，“笑啥，在网上知道市政府搬不搬，总比到街上打听，被坏人砸断腿子好。”

　王国英是陇南市武都区的市民。自从他目睹了冲动的人群点燃市委办公大楼后，这位17日曾到市委信访的老人，开始闭门不出。 来自官方的数据是，17日的冲突事件，共导致陇南市委两栋办公楼被焚。20台警务、公务车辆被砸或点燃。另有60余名警察受伤。

　　人群迅速聚集，一个年轻人开始引领大家喊口号，呐喊声中，人群更加激动 。17日那天，王国英到市委门口时约下午6时，当时聚集了很多人。 那天上午9时多，30余户武都区东江镇农民，来到了陇南市委门口。他们要求市委书记王义，就行政中心是否会搬离武都，给出答复。 参与了这次上访的王吉祥说，最初也就百十来个人。 他说大家要求不多，“就是想让王书记出来说个话。政府要搬走，是真是假？假，就辟谣。真呢，就说说为啥走。走了以后老百姓咋办。”

　　没见到王书记，上访者坚持不离去。而同样关心搬迁问题的市民，越聚越多。 一位上访者说，17日16时前人不多，也不乱。但王书记不出来，大家就开始寻思，可能真的要搬？要不，咋不对话？16时左右，一些自称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加入了队伍。他们提供了更具体的消息，“成县已建了很多板房作为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地点”。紧接着“市政府骗人，一面辟谣、一面搬迁”的说法，裹挟着上述“证据”，开始蔓延。 16时后，聚集者开始用手机将消息告知亲友，市委门前的人群迅猛增多。 一位的士司机回忆，他17日下午拉了十几个到市委的人。后来他索性也把车停了，挤进人群看热闹。王国英记得，人群聚集的过程中，包括一名副市长在内的多名官员先后被派出来，进行协调，不过都被轰回去。每次哄走官员，人群就发出一阵笑声。 人群提出只见王义，王义始终没出现。政府大院里的高音喇叭，一直劝解大家通过合法途径反映问题。人群聚集的过程中，后来的人拿来衣服给衣单的人，家近的人取来了食物，分发给没有吃饭的人。同时，一些传说开始升级，有人说，市里所以要搬迁，是因一位领导的儿子在成县买了上千亩土地。甚至还有传言称，成县许诺市级机关，一旦搬迁，给科级干部配房配车。在各种传言中，人群开始变得激动，他们叫来了更多的人。已躺上床的孟先生被邻居叫到市委门前时，已近晚上10时。他说，武都区不大，熟人间很有号召力，他们一行开始几个人，后来变成了几十人。一名染黄发的年轻人跳出来，引领大家喊口号“见王义”、“反对搬迁”。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呐喊中，人群更加激动。王国英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只记得政府大院门口后来出现了大队警察与人群对峙。他记得大概是24点，忽然有人喊：“警察打人”，紧接着，雨点般的砖头、酒瓶，飞向了警察。随后人们涌向了市委大院的伸缩门，一次次冲击后，不锈钢的门先是弯曲，后来便碎了。这次的冲突，以部分人陆续被逮捕结束，后来公布说逮捕了30余人。 随后，满地砖头的武都街道，暂时平静。次日上午10时左右，人群又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市委门前。他们仍要求见王义，不同的是，这次有人带来礼花炮，有人手里攥着砖头。 半小时后，有人喊“成县的警察来了！”大家手中的砖头又飞向警察。从录像看，被袭击的六七名警员高速奔跑，一名跑掉鞋的警员，瞬间被包围和殴打。同一时刻，有人喊说7辆赶来的警车是成县的，人群又把警车点燃了。人群又冲向市委门口手持盾牌的武警。媒体工作者刘先生回忆，当时人群攻击范围由警员蔓延至市委院内所有人，一名电视台的摄像数次遭殴直至昏迷。

　　3、综观不少群体性事件的个案，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但由于当地政府处理不力，事件愈演愈烈，最终才演变成了大范围的暴力冲突。

　　谈及群体性事件的起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余凌云教授对记者说：“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首要原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各项规定不完备，造成了许多如土地拆迁等问题得不到合理和充分的补偿，相关人员的安排不尽妥当，甚至于拆迁补偿款被层层克扣的问题。有的基层组织名义上打着为一方政府利益的旗号，实际上损害了广大百姓的利益，以至于引起群体事件。”

　　“有部分基层领导认为老百姓素质低，只顾眼前利益，因此处理实际问题的手段比较粗，处置突发事件的方法生硬、蛮横，甚至粗暴，是酿成大面积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余凌云教授补充说，“一些领导干部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往往认为是群众‘闹事’，是给自己主管的工作‘抹黑’，于是不惜采取‘高压政策’，将公安队伍调到一线强制打压，无疑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至于当地少数领导涉案其中，就更无须多言了。”

　余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总结说：“行政救济途径不通畅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如果有解决纠纷的机制，本来有一些小的矛盾早就应该得到解决，但当事人告到哪一级政府都得不到解决，告到法院也不受理，中央的指示也得不到落实，最终必然会激化为大面积的群体事件。” 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群众的法律意识确实很淡漠。不少人认为要解决事情就是要闹，“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特闹特解决”，有些无理要求通过闹也能达到目的。如此恶性循环，导致矛盾冲突不断。 余凌云教授总结说：“解决群体性事件绝不是压和打的问题，而是一个疏导的问题，应该把引起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解决。也许有些事情在现有的体制下难以立刻解决，但当地政府也要向百姓解释清楚。与此同时，国家有义务及时疏通行政救济通道，包括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都应该加快改革和完善，使得百姓的怨气能够发泄出来，能够寻求救济。”

　　4、虽然媒体频频以“群体性事件”概括类似事件，不过，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坦言，目前学界对此“还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义”，“大概指的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非常态的事件”，而过去常以“骚乱”来代替类似提法。

　　尽管没有准确的认定标准，但从公安部在2000年4月5日下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规定》中或许可以一窥对“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定义——“本规定所称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这里，并未使用“群体性事件”这一提法，而是使用了“群体性治安事件”一词。

　　2004年，国务院委托专家完成了“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的报告。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特别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

　　按照“转型期突发事件”的说法，中国最早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仅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如此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并得到了得当的处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事件数量增多、涉及面广、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多、行为越发激烈等特点。学者胡鞍钢曾根据政府公开资料统计，1994年后，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但1997年后迅速加快，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近十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态势。而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爆炸性数字的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益突出。2003年发生在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更是官民争利的典型，在该县政府门前张贴的一则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更是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针对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特点，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现在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突发事件易发频发。受全球化的影响，简单的突发事件容易演化成复杂的群体性事件，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散到整个社会甚至国际社会。”

　　那么，为何一些老百姓要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其实很简单而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渠道。”毛寿龙这样理解。在他看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有关研究表明，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毛寿龙就认为，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这一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土地等在内的财产“越来越值钱”，但财产的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流变，最早提出“潜规则”一说的知名学者吴思也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在调整利益边界。“以前的争执主要发生在税费的边界上，后来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更缺钱了，于是重点转向土地伸手。农民的土地产权边界一向模糊，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很多是围绕着土地权益。这种收益没说不是农民的，但也一直没说是农民的。这种模糊地带最容易出事。”

　　王长江认为，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地方政府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