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 本卷总分100分，限时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

　　2． 用黑色钢笔（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第一、三页）相应位置上；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第一页准考证号的信息点。

　　3． 看清答题卡题号位置，每题都要用黑色钢笔（签字笔）作答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上的一律无效。

　　4． 请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5． 答题结束后，将题本和答题卡一并交给监考人员。上交时，务必请他（她）在你的准考证上签收。否则，若题本和答题卡遗失，由你承担责任。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 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48.9%的群众有病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其中主要是农民因经济原因难以及时就医。卫生部部长高强日前接受专访，对中国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从五方面进行了剖析。

　　一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中国的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民患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要到外地、到大医院就诊，不仅造成了看病困难，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二是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据2003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

　　三是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收入，出现了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

　　四是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难以实施有效监管。

　　五是农村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据统计，目前农村乡镇卫生院人员中，本科毕业生仅占1.6%，大专生占16.9%，中专生59.9%，有21.6%的卫生人员没有任何学历，难以承担繁重的医疗卫生服务任务。

　　2． 近日，某村一位王姓妇女向笔者诉说，前两天她的腿疼，花300元买了一位游医的膏药，结果上当，一点作用也没有。那位游医称自己膏药是祖传秘方，具有贴到病除之疗效，原来是假的。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小镇上李老汉买游医中药泡药酒治腰疼，也被骗去300元钱，与他一块儿上当的还有200多人。

　　李老汉讲，卖中药一伙儿有4人，有一个自称祖传的中医大夫，其他3个服务员，开始并不说卖什么药品，他们打着河北省某市药酒厂牌子，今天讲腿疼毛病怎样预防，明天讲腰腿疼，还讲高血压糖尿病之类慢性毛病怎样预防，每天一两个小时授课，讲完就免费发放治腰腿疼的药酒、膏药，还发毛巾、牙膏、塑料手镯等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农村一些在家又有点小毛病的妇女老人听说之后，便一传十十传百，人越聚越多，每天他们吃完早饭，骑着脚踏三轮车去听课。这伙人利用农村一部分人贪图小便宜，又患有腰腿头疼高血压等之类慢性病，小医院治不好，大医院花钱多看不起的心理，骗取信任，设下圈套。课讲到第7天，他们开始出售药品，两小包用塑料袋封好的中药售价300元，声称只要喝上两个疗程，什么慢性毛病腿腰头疼就能彻底治好，买药赠送纪念品。于是村民们你两包我两包争相购买，一个上午，就有200多人购买中药。有人买到药回到家里，恐怕有假；还有人买药后想要纪念品，然而等到第二天早晨，他们赶到老地方，发现人去院空，有人提着药到医院找中医辨别药真假，中医说这种药泡药酒治腰腿疼作用不大，这才知道上当。200多人，6万多元，就被一伙儿卖假药的骗子骗走。

　　3．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广州日报1月16日刊登了《粤7位“赤脚医生”获卫生部表彰》一文后，一下子把很多读者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个“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时代”。这种怀念甚至跨越了时空距离，延伸到了网络时代，网上开始出现怀念“赤脚医生”的风潮。许多网友都对小时候赤脚医生的救助之恩念念不忘。跟今天发达的医疗水平相比，当年农村的医疗条件可谓简陋之极，那人们为什么要怀念“赤脚医生”？

　　无可回避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医疗现状的无奈和不满。显然，跟过去相比，当下豪华的医疗模式不仅超出了农民或者贫民阶层的支付能力，也超出了普通人群常用病和多发病的治疗需要，形成了新的医疗资源浪费，而这种浪费却又是出于医疗机构的利益需要。过度治疗和重复治疗让患者苦不堪言，而“赤脚医生”最能满足当今贫民患者普遍的悬壶济世梦想。

　　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是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天使。行医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是诚意，是真心！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反观当今的医疗机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平民意识。病房越来越豪华，收费越来越天文，大而无当的医疗体系使得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早已淡出历史的“赤脚医生”又重回人们记忆也就不奇怪了。

　　4． 1969年，20岁刚出头的朱桂祥被公社派去参加县卫生局召开的合作医疗卫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桂祥响应号召成了一位“赤脚医生”，而这一当就是37年。

　　朱桂祥说，那个时候在生产队里，“赤脚医生”在外人看来是受人尊敬的，平常不需要参加劳动，为社员看病打针可以收些药费，另外还要从生产队里拿到补贴的工分。但是，只有朱桂祥自己了解当时工作的不易，村民的那份尊敬、“赤脚医生”优良的医德，都是他们长期不计报酬工作的结果。

　　朱桂祥回忆说，在1978年某个风雨肆虐的晚上，屋顶上的瓦片好像要翻起来似的，有个村民急冲冲地跑到朱桂祥家，说他妻子在家里生产，孩子是出来了，可是胎盘没出来，正流着血，家里人吓坏了。朱桂祥立即披上雨衣，背起药箱，推着自行车就出门了。可是没走多远，风太大了，自行车根本就骑不上去，他只好推着车赶路。赶到产妇家一看，病人已经奄奄一息，大出血!“不行，得马上送卫生院!”朱桂祥又帮着产妇的丈夫，冒着大雨，艰难的把病人送到了卫生院，救下了母子俩的生命。

　　还有一次，是1985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朱桂祥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风风火火赶来的一个老病号说他的妻子病得很厉害，又拉又吐。朱桂祥二话没说，背起药箱，骑着自行车就往他家赶。原来老病号的妻子得了急性胃肠炎，经过打针吃药，病人的病情逐渐好起来。朱桂祥这才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春节。

　　上世纪80年代初，清新县开始包产到户，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依托，对朱桂祥来说，“赤脚医生”的“甜蜜的时代”结束了。他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公共补贴，成了完全自收自支、市场化的农村医务人员。此后，为了生存，朱桂祥必须提高收费标准。但是清新县是贫困县，政府无力支持乡村卫生站的建设，而农民的收入也非常有限。他的卫生站现在平均一天大概要为10个村民看病，大多是感冒、发烧之类的，他也就收费几块、十几块不等。而此间村里的三个赤脚医生，后来一个年纪大了，一个转行做生意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

　　朱桂祥告诉记者，他有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愿意跟他学医日后接班的，老三曾经跟过他几个月，但后来抛下一句“太辛苦了”的话也出去打工了。“现在的年轻人受不了苦，我做‘赤脚医生’晚上步行上门打针是常事，但现在的人不愿做。”朱桂祥很无奈。

　　5． 不久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广东省农村有38.4%的人患病后未就诊，26%的人需要住院治疗而未住院，“部分群众因为没钱到医院看病，常常小病忍，大病拖”。医疗保障制度缺失已成为农村不稳定因素之一。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生病一住院，一年就白干’，这是广东省部分农村医疗的真实写照。”“医疗保障是个社会安全机制，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大问题”。省政协委员、曾任广东药学院院长的梁仁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向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几十年前，我们曾经用极少的资金投入解决了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这是我们优良的传统之一”，梁教授说，“1971年、1972年，广东省每年优选几百人到广东药学院培训，他们有很好的经验，有优良的医德，我们要提高的只是他们的科学性，操作的规范性。”

　　梁教授还提到，优良的医德是赤脚医生的重要特点之一。“‘医生不医自家病’是行规，但‘赤脚医生’顾不了这些，他医治的全是自家人、亲戚和邻居，不但自己为他们看病，还要陪他们到医院看病，他们的医德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自发而成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梁教授多次随医疗队到农村驻扎，因此对“赤脚医生”行医的艰苦环境也有着切身的体会。“有些地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晚上出去看病，只能打火把。”

　　“如果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考虑进去，当时农民所得到的医疗保障比现在是要好一些。那时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治疗，而大病城市也照样治不了，因此城乡医疗条件的差别非常少。”梁教授说。

　　“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初期。“集体经济解散了，他们不再分享工分，也就失去了依托”，梁教授解释说。从此以后，市场先把合作医疗培养起来的“赤脚医生”按“市场化原则”改造为自食其力、自负盈亏的“乡村医生”。据统计，到1985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陡降至5%。

　　1999年5月1日，我国首部《职业医师法》实施，规定医师都要经过考试和持证上岗。梁教授说，这又从制度上去掉了“赤脚医生”的根基。但是，农村规模庞大的“赤脚医生”中大多数也像朱桂祥一样经过培训、考试等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

　　“事实证明，不管是‘赤脚医生’也好，乡村医生也好，中国农村缺不了最基层的医生，他们是我国三级医疗网的‘网底’，目前的乡村医生某种意义上是‘赤脚时代’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