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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冲刺预测试卷(十一)

公务员2009-11-17gzhgz.com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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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冲刺预测试卷(十一)

 满分:100分   时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 本卷总分100分,限时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

  2. 用黑色钢笔(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第一、三页)相应位置上;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第一页准考证号的信息点。

  3. 看清答题卡题号位置,每题都要用黑色钢笔(签字笔)作答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上的一律无效。

  4. 请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5. 答题结束后,将题本和答题卡一并交给监考人员。上交时,务必请他(她)在你的准考证上签收。否则,若题本和答题卡遗失,由你承担责任。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 2006年1月17日,一个类似美国“水门”事件中“深喉”的人物,在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上,公开指责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假。

  该神秘人士指出,2003年2月,在摩托罗拉公司做测试的工程师陈进,将一片从美国买来的MOTO-free scale 56800芯片,雇请他人磨掉原有标志,然后加上自己的“标识”,变成了所谓“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申请了多项专利,并借此当上了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博导以及“长江学者”。该神秘人士表示,借助“汉芯一号”,陈进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

  一些嗅觉敏锐的媒体很快介入,进行了艰难的追索和求证。在举报人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事实渐次浮出水面。一个月后的2月18日,该事件的调查组得出结论:“汉芯一号”造假基本属实。

  2006年5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向有关媒体通报表示,陈进被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国家有关部委与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缴各项费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骗取了如此数额的科研经费,上海交大仍未提及事件责任人有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2. 2002年以来,科技部多方面加强制度建设,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然而,虽然出台了许多制度文件,但宣传有限,落实不力,执行不够。特别是“汉芯”事件查处后,科技部党组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源,决定下一步在七方面加大防治学术腐败的制度建设和落实力度。一是严防“跑部钱进”,科研立项全程公开透明;二是用好科研“指挥棒”,建立科研分类评价体系;三是防止学术“大跃进”,学术评价坚持质量第一;四是剔除评审中的“人情”因素,专家评审机制与国际接轨;五是为科学家群体找回公信力,建立科研诚信制度;六是严防项目成为“摇钱树”,强化科研经费监管;七是多个“关口”加强过程监管,引入“问效问责制度”。

  3. 2008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杨帆收到一份匿名举报,称同为商学院教授的金仁淑200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21世纪中国人力资源竞争战略》涉嫌抄袭,18万字中有10万字与东北师大博士生王德君的博士论文雷同。此后,商学院的很多教师、研究生都收到一个相同的电子邮件,列举金仁淑的抄袭之处。杨帆向校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后,“杨帆就是匿名举报人”的说法开始流传。对此,杨帆反复强调“我不是举报人,我只是尽了学术委员会主席的责任。”

  而就在该事件被校学术委员会定性前几天,金仁淑又提出举报,称杨帆也有抄袭。6月底,金对杨的举报被否决,但此后两人的名字均未出现在学校公布的博导名单上。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发言人刘长敏证实,校长办公会议决定金仁淑和杨帆两位教授都暂时停职检查、听候处理,并暂停博导招生资格。

  随后,杨帆在博客中透露了校领导向他传达停职反省决定的情况,并称“学校要求不得在网上发表有关言论”。当他质疑说“我有什么具体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

  不过就在昨晚,杨帆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个人服从组织,正在进行反省和自我批评。”至于反省和批评自己的什么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还希望记者在文章中强调:该事件已经以学校内部和解的方式妥善解决,谁再提就是有意破坏学校声誉、破坏和谐社会。

  4. 2008年10月11日,《国际心脏病学杂志》副主编致函中国药科大学药理学教授戴德哉,指其投至该刊的一篇论文与另一本期刊上已发表的论文十分相似,要求解释。戴德哉仔细查阅后,发现论文被自己两年前的博士生贺海波(时任浙江大学药学院副教授)剽窃。这一结果让戴教授颇为震惊。数日后,他将《国际心脏病学杂志》的来信和两篇论文的全文,转发给浙江大学药学院常务副院长。浙大院、校相继组成调查组,当天即着手调查此事。

  一周后,“新语丝”网站披露了贺海波剽窃和一稿多投等行为。该网站还曝出“院士李连达学术论文涉嫌造假”的消息,立刻引发高度关注。原来,贺海波造假论文的作者栏里,均列有自己在浙大药学院的联合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的名字。

  据浙大某教授分析,贺海波造假的动因可能是想留在浙大。因为发表这些论文时,贺海波还在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能否继续留在浙大,要看他在流动站期间的表现。可能就是在压力之下,他铤而走险,而且为了利于论文发表,还在署名中加上了李连达院士。

  10月26日,贺海波向学校上交了长达10余页的“检讨书”,承认了在浙大做博士后期间的论文造假行为,同时给各期刊编辑部写了要求撤稿的信,并向导师认错。他在“检讨书”中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李连达院士毫不知情,论文剽窃、一稿二投、擅署他人名字等均为个人所为。

  5. 事态并未就此平息。同年11月18日,63岁的浙大校友、全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祝国光,以全欧中医药联合会中药特别专家小组成员的名义,在芬兰给浙大校长杨卫发去第一封举报信,除了揭发贺海波,还将目标对准李连达院士,指出其具名的论文造假。与此同时,他还向国家多个机构发出具名举报信,举报李院士实验室存在重大学术不端行为。

  原来,祝国光在网上看到有关贺海波被举报抄袭论文的新闻后,便开始搜集与贺海波相关的一系列学术论文,结果发现,这些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有明显的造假痕迹。例如,以贺海波为第一作者的两篇论文,尽管来自完全不同的实验,数据竟然高度一致,而且两篇论文的前三个作者居然也完全相同,都是贺海波、吴理茂和李连达。这些期刊后来在查证事实后均表示,撤销贺海波等人的造假论文,并向读者道歉。

  由此,身为院士的李连达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尽管李本人多次表示,自己与贺海波学术造假事件无关,但公众的质疑和猜测并未消除。

  6. “学术造价”事件给浙大的声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校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全面调查与核实。结果发现:贺海波及其所在研究室相关人员涉嫌学术道德问题的论文20篇;其中贺海波涉及论文9篇,除作为合作作者的1篇论文外,剩余8篇贺海波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剽窃、抄袭原博士生导师实验数据,以及一稿两投、部分图表数据张冠李戴、重复发表、擅自署上他人名字、捏造知名专家帮助修改英语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由于贺海波的行为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浙大决定追加处分,将其开除出教师队伍。

  对于李连达,浙大认为,其署名是在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贺海波擅署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论文造假、剽窃和抄袭等。但李作为院长、学术带头人和合作导师,对贺海波事件负有疏于管理、教育不力、监管督察不严的责任。因此,现院长任期届满,学校将不再续聘。

  吴理茂也同样受到了处分。在贺海波8篇有造假内容的论文中,通讯作者均署名为吴理茂。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吴直接参与了这些论文的写作和最初投稿,但他在贺海波的部分问题论文录用或刊出后,作为通讯作者将其用于申报项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本人也存在重复发表学术论文等问题。作为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还存在严重的管理失职。因此,浙大决定撤销吴理茂担任的中药研究所所长助理及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职务,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其聘用合同。

  7. “造假事件”在处理过程中出现了一段意外的插曲。2009年2月5日,李连达接受媒体采访,指责举报自己的祝国光动机不纯。他表示,自己即将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用于冠心病治疗的复方丹参滴丸有严重的副作用,实际疗效与宣传效果不符;该公司试图收买自己不成后,便出现了祝国光的举报事件,对其打压报复,而祝恰是天士力公司的员工。

  对此,天士力公司表示了强烈不满,并发表声明称:祝国光教授虽然是天士力的顾问,但并非正式员工,李连达的“报复说”纯属捏造;其攻击天士力是为了转移视听,逃避学术造假的社会压力。一位天士力的高管告诉记者,李连达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复方丹参片”的企业——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研发专家,而该企业是天士力最大的竞争对手,“所以他出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来打压我们”。

  白云山公司于2月6日迅速发布消息撇清关系,虽承认李连达在其旗下的中医研究院任职顾问,但“李连达和天士力之间的纷争与其无关”。同时,天士力也承认祝国光是自己企业的顾问,“祝国光举报李连达是其自己的行为,与天士力无关”。

  至此,一个看似单纯的学术造假事件竟演变成一场商业利益之争。从此事件来看,一方是两家药企——天士力和白云山,一方是两位学者——李连达和祝国光,而旋涡之中的贺海波和吴理茂只不过是连接这两者利益的纽带和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而已。李连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披露,天士力得知他的研究成果后,多次要求他不要对外公布,甚至要以研究经费收买他,但是没有成功;而在天士力接受媒体的采访中,也曝出李连达曾索要200万元研究费未果因此报复的说法,双方不断地互相进行揭丑指责。

  8. 当下,在国内医药产业,企业跟医药学家的关系十分矛盾。很多医药企业为了使自己的新品尽快上市,傍权威、攀高枝;特别是院士,手中掌握的学术权力、学术资源过大;企业为了获得国家资助,也为了推销产品,乐于巴结、讨好他们,所以院士们到处在企业中兼职当顾问。反过来,医药学家为了转化自己的科研成果,找企业赞助科研或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强卖给企业,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造成了恶性竞争。

  一家知名药企的老总即曾向记者透露,现在很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不但是学术权威,更是各方利益的把控者:他们不是这个新药申报评选专家,就是那个项目评审成员;企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利益不惜高价聘请学者作为企业顾问或产品研发专家,甚至出钱资助这些学者做科研;另一方面,很多学者为达到科研成果转化目的或出于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又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很多企业为此苦不堪言。

  这位老总介绍,他们的企业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位“权威”。开始双方之间关系很好,也有合作,但后来这位学者非要把自己的成果以600万元卖给企业不可,而这位学者的成果又不是很有价值,双方矛盾由此产生,合作也就不了了之。“在当下的医药行业,学商之间的这种矛盾非常普遍。如果真正是为企业的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帮助,我们提供再多的赞助也没问题。但是医学家不应该唯利是图,甚至卷入商业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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