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高强透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在今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元用在医疗领域。“这个比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高强说，政府投入的缺失造成了公共卫生领域和百姓的基本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实际上，中国医疗事业大部分的贡献来自老百姓缴税以后再次掏自己的腰包。据了解，2004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已经占到gdp的5．5％，但是它的构成却很尴尬：政府支出所占比例为16％强，而老百姓的支出则占到55％。 
　　“不能什么都推向市场，也不能都要求自费。”高强说。 
　　第三，医疗保险发展缓慢。据统计，2005年，医疗保险覆盖的城镇职工数为1．3亿，再加上500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只有不到两亿的城镇居民有医疗保障。 
　　在农村地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1．7亿，不到8亿农民的四分之一，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个人只有30元钱。 
　　第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再者，医院目前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医院当然不会去进低价药。“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高强还提到，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7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老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这与药品生产企业大量生产替代药品分不开。“国家降这个药品的价格，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就马上停产这种药，再生产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 
　　第五，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高强说，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它为政府挣钱，而是为群众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然而，当前一些政策上的矛盾致使这个目的越来越难以实现。 
　　高强说，既然是公立医院，就应该保证对他们的财政投入并且加强监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是目前政府投入很少，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的收支又不管，任凭医院自由收费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医院院长，自然要追求利润。“有了钱大家分，自然上下都高兴，但是群众的利益受影响。”而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主导地位则让这种情况有可能发挥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第六，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高强坦言，当下职能部门对医疗服务缺少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对医疗机构的规模、大型仪器的购置和新技术的采用都没有特别“管用”的监督办法。“行业监管确实有困难。” 
　　高强认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更造成了如下事实： 
　　2003年，卫生部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为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为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这些数字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城乡居民的就医困难。”高强说。 
　　（《中国青年报》报记者 董伟 北京2006年2月18日电） 
原因分析b： 
    百姓看病难“五大原因”： 
    1、医疗资源总体不足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２２％，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２％，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公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2、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 
   ８０％在城市，２０％在农村，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没有真正改变，不少人长途跋涉，异地就医，增加了就医困难，也加大了经济负担。 
    3、医疗保险覆盖面太小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２２％，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２％，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公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4、医疗费用上涨过快 
    近八年来，中国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１３％和１１％，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公众经济负担沉重。“这里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以及医疗销售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影响，必须着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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