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从今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将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把过去通行的官员“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并承诺在阿勒泰廉政网和当地主流媒体上公示官员的“财产申报结果”。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破冰”，首先发端于远在西部边陲的阿勒泰，令人颇感意外。但法律专家普遍认为，无论如何，阿勒泰此举意味着我国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对推动我国的官员财产公开立法具有积极意义。

　　为防止“老子大官儿大款”的腐败现象，阿勒泰“阳光法案”明确，官员及其配偶、共同生活的父母、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单笔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动产、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情况及资金来源必须申报。这意味着，假如某官员购买了一套价值50万元的房子，或者其太太购买了一辆价值20万元的轿车，在半年时间内，他必须向纪检部门说明情况并要讲清资金来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是刑法第七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人们在关注这一修改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将焦点集中在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项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在提高法定刑的同时，还要加紧出台官员财产申报法，这样才能真正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贪官的梦魇。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十多年，事实上，这项制度也并非完全空白，有一个地方已经悄然试行。颇有意味的是，“破冰”之地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而是远在西部边陲的新疆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曾参与多起腐败大案的调查侦破工作。他说：“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是收入申报，而非财产申报。收入只是公务员财产的一部分，而更多隐形收入才是公务员滋生腐败的阴暗角落，才是应该申报、公示的关键。”

　　反腐专家也认为，“财产”和“收入”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古今中外的大量腐败事例表明，滥用权力之腐败通常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至少是泽被一家，腐败收益通常也同官员合法性工资收入是两码事。

　　据了解，我国早期的收入申报制度，基本上是注重申报而忽视公开，申报制度本该具有的监督效力因此大打折扣。阿勒泰出台的规定明确，凡是“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有专家指出，此项规定，实现了由“只申报不公开”到“既申报又公开”的跨越。

　　7．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在中国省部级干部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如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等。

　　最早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看到“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部门领导大多数已经是花甲老人后，他开始大力提倡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他提出，要废止领导任职终身制，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事业后继有人。

　　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建立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培养链，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此后，中共在年轻干部的教育培训、实践锻炼、党性修养、作风养成、选拔使用、管理监督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8．关于干部年轻化现象，各位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说：“干部年轻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人事制度的发展趋势。”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邓小平只是拨乱反正，其实正是他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规划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未来图景，保障了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

　　分析人士认为，当那批从战场上走上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干部退出后，年轻的继承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有没有资格和能力继续领导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在严书翰看来，答案就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写入党章的重要理论，为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梳理这几年的脉络，可以看出，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方式不断创新，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制度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表示。

　　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政策为改革开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时，年轻干部队伍的培养选拔也出现不少亟待改进的问题。

　　年轻化在一些地方被演变为“年青化”、“低龄化”，一些年轻干部缺少基层历练，成了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据统计，中央和国家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中，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比例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就会增加机关干部脱离实际、官僚化和机关化的可能。”宋世明表示。

　　黄宗良说：“‘年轻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年轻化’不等于‘低龄化’。用年龄来‘一刀切’最简单，但这不是正向的人才机制，会造成人才损失浪费，破坏事业发展。”

　　严书翰认为，要做到干部制度定型，要做到科学合理又和谐自然，就要把选人用人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也符合党内民主进程的要求。

　　按照严书翰的看法，合法性就是干部选拔要得到大多数人赞同；代表性是要求干部配备在年龄、专业知识背景、岗位和经历四个方面有合理的结构。

　　分析人士说，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除了一贯强调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注重实绩、群众公认”之外，中共对年轻干部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比如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信念坚定、思想纯洁、基层实践、注重法治等等。

　　国家反复强调，要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形成合理结构，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黄宗良说：“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将具有端正的德行、开阔的视野、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得体的形象，将大大增加他们执政的亲和力和创造力。”

　　曾有西方的党派学者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经80多年仍然保持勃勃生机？

　　严书翰认为有两条重要原因：一条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另一条就是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解决好干部这个关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承前启后、兴旺发达，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说。

　9．官为什么越来越难当？单从国内形势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同时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难度不断加大。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跟上时代潮流，提高素质能力，以更好地履职尽责，推进改革发展稳定，是对领导干部的重大考验。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地开阔自己的眼界、思路和胸襟，能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以宽广的思路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以宽广的胸襟凝聚人心，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才能完成好新的执政任务。

　　官越来越难当，因为针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越来越严格。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和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完善，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管理监督越来越严格规范、透明公开，也越来越要求领导干部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同时，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明显增强，希望把公共权力的运行置于阳光之下。比如，近年来问责制度的实施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对领导干部形成了强大“压力”。通过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以及公众参与形成的社会压力与合力，能够使领导干部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真正做到任务明确，职责清楚，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履行职责，努力减少和避免因为不作为或不当作为，因为失察、失职或渎职而辞职或被免职，甚至承担法律责任的现象。行政问责制度的广泛推行，对于构建权责一致的责任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廉洁行政的高效政府无疑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权力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离结束也就不远了！”领导干部认识到“官越来越难当”、“当太平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是一件大好事。它意味着领导干部感受到了压力和责任，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积累新经验、掌握新本领，不断增强宗旨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更好地干事创业、推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