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问题

　　假设你是政府的调查人员，请详细论述在应对ＳＡＲＳ疫情的过程一些职能部门暴露出来哪些问题。

　　分析问题

　　行政道德责任是指政府及行政人员依法行使国家公共权力、从事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所担负的道德责任。这里所说的道德责任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政府及行政人员有遵守宪法、法律义务以及维护公众利益的责任；另一方面是指政府及行政人员的行为应当符合社会善良的风俗、习惯。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公众是纳税人，而政府是征税人，社会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政府的权力源泉是社会，这必然要求政府承担行政道德责任。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强调政府责任中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而忽略行政道德责任。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实践中行政道德建设的缺位，由此产生行政道德问题。

　　写作范本

　　SARS危机过后，学者、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各界都对政府处理SARS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包括公共政策制定、政府管理体制、政府信息体制等方面，但鲜有从行政道德角度进行思考。事实上，SAＲS案例恰恰暴露了部分政府官员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存在着行政道德问题，这就是行政道德责任的缺位，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一些政府官员无视疫情的发生。在疫情发生的前三个多月里，不少地区出现了商品抢购潮，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社会上各种谣言到处传播，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却听之任之。

　　（２）漏报和瞒报疫情。2003年4月初，北京市的疫情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但直到4月15日北京政府部门仍向外界公布SARS病人仅37例。而4月20日，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却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北京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达339例，另外，还有疑似病例402人。

　　（３）政府透明度较低。疫情发生很长时间内政府部门都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没有向公众解释疫情发生的情况，没有向公众介绍政府工作情况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面对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SAILS疫情，部分政府官员不负责任的做法，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政府形象，引来社会公众的非议，认为政府缺乏公信力，并对政府解决危机的能力产生怀疑；另一方面，削弱了政府统治与管理的合法性根基。

　　在SARS疫情中，部分政府官员缺乏行政道德责任的行为，可以从如下两方面究其根源。其一，政治责任与行政道德责任的冲突。通常，在行政组织中，行政人员具有多重角色(role)，因而承担多种责任(responsibility)与义务，例如，作为下级承担对上级负责的义务，作为政党成员要承担政治责任，作为公众代理人要承担对公众负责的义务，等等。在现实中，行政人员经常有意或无意地为价值观和原则排列顺序，由此产生行政道德责任问题。譬如，对上级负责与对公众负责在某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冲突。在中国政治体制下，政府官员同样承担着多重责任，但是他们在对各种价值进行排序时，往往将政治责任放在第一位，因而在SARS疫情发生的初期，在党没有对疫情做出正式反应之前，即使SARS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威胁，也没有对疫情进行过多的关注。其二，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产生冲突。行政人员承担的客观责任是指他们必须对法律与上级负责，主观责任是指他们应该为自己感觉和认为必须为之负责的事情负责。这两方面经常会发生冲突。在SARS疫情发生初期，上级部门和法律没有对SARS做出专门规定，就此而言，行政人员可以不为此负责。然而疫情已经明显地危害公众健康，作为负责任的公众代理人的行政人员理应做出积极反映。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却选择了前者，导致行政道德责任问题的出现。

　　SARS疫情初期出现的行政道德责任问题曾一度使疫情几乎处于失控状态，也使得政府威望跌至低谷。但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措施，对违反行政道德责任的官员进行严惩，由此扭转被动局面，最终获得抗击SARS的胜利。那么SARS过后，如何提高政府官员的行政道德素养，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SARS危机处理中可以看出，通过制度、法规形式对政府官员进行约束，可以提升政府官员行政道德责任感，因此SARS过后，对政府官员的行政道德责任意识的培养，可以着重从制度建设方面人手。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在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实行很长时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也引入问责制，首先是在香港推行，然后内地开始逐步推广。问责制的核心是要求政府官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由于行政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具有私人性和膨胀性倾向，如果没有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就可能出现公共权力的私人化以及损害公众利益等不道德行为。通过建立与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追究或承担机制，才能够使行政人员树立起行政道德责任意识。建立行政问责制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

　　（１）“问什么”。问责制的基础是要知道“问什么”，知道被问责者在干什么、要干什么。这就要求建立信息透明制度，将行政过程公开，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及其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与问责之下。

　　（２）“谁来问”。行政权力来源于公民，因而问责者理所当然是社会公众。此外，上级领导等也是问责的主体。

　　SAＲS案例表明，政府官员的“责”与“德”是相辅相成的。行政道德责任是行政道德的基础与核心，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没有道德可言；反过来，行政道德总是包含着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个体行政道德自律性

　　材料正文

　　北票市是位于辽宁省西部的一个山区城市，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城，但在这个山区小城却蕴藏着一笔无法估价的宝藏。1995年因发现的一批喜鹊大小的原始鸟类“孔子鸟”而得名之后，近十年来，这里源源不断地出土的化石帮助科学家逐步复原了一亿两千五百万年前的生物图谱，并为证明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提供了证据。然而这一珍贵的化石宝库正遭受严重破坏。2004年7月8日，一块将要出土的带羽“中华龙鸟”化石就遭受了无情的损坏。

　　不少专家指出其中的原因：“现有的管理部门不仅允许化石公开买卖，还参与化石买卖，既是管理者、开发者，又是经营者、收藏者，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谁也不能保证它能有效地行使管理职责。”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很多人对7月8日毁坏“中华龙鸟”化石事件避而不谈，却对北票市化石资源管理处(1997年成立)发掘队队长李荫先议论纷纷。李荫先1997年担任发掘队队长。上任后，他让自己的一个堂兄李荫方担起了重任。“平时李队长一般都不来挖掘现场，工地总管是李荫方，挖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拿到李荫方家保管，他那比保密局还安全。”一位农民说，“李队长还有一个高招，一旦挖到了‘出东西’的岩层，就把所有的农民都撵下山。从2001年开始，挖到关键的地方都是他和堂兄亲自拿工具去起，这几年到底起走了多少只龙，多少只鸟，没有谁能知道。”

　　而看得见的变化是，在短短的几年间，李荫先的资金变得越来越雄厚。他现在在北票市不仅有了一套“楼中楼”(复式结构)，还买下了一层楼的两套住房。另外，他在红石旯乡还有一个农场，还有门市房。“坐的车是公家配的红旗车，有专门的司机；每天抽的烟都是玉溪，几十元一盒，后来被评为特殊人才。”他的亲属说。

　　看到可以从挖掘化石中获得巨大收益，很多人加入这一行列，形成从挖掘到销售甚至走私到国外的交易网络，北票市化石资源管理处的一些人就参与其中。近年来，北票市化石资源保护管理处到底挖走多少珍贵化石，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透露，他至少掌握300只孔子鸟以上的证据：1997年北票地矿局挖了20多只；1997年底成立化石管理处，1998年挖了40多只；1999年到2001年每年不低于50只；2002年挖了62只鸟，还有四条半鹦鹉嘴龙；2003年建设地质长廊，这一年没挖；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50只以上。

　　现在这些标本都在什么地方，馆藏的还有多少，有多少流人了民间私人之手，他们有没有入账?这些外人都无从知晓。2000年底，李井路出任北票市化石资源管理处处长，他曾经在一个场合抱怨说：“我的前任一只鸟也没给我留下啊，我一只鸟都没见着。”

　　鉴于北票市化石挖掘与管理中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有关部门开始对其进行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