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珠溪派出所一共12个民警，自从赵永胜“出事”后，因为轮岗等原因，已有5个民警调动。

　　提出问题根据材料中的案例，分析行政行为失范问题的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

　　分析问题

　　派出所所长充当赌场的“保护伞”是对行政权力的滥用，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助长社会不良习气和作风的滋生和蔓延。正因为如此，这件事绝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必须要进一步去思考去分析这一行政行为失范问题产生的原因。

　　写作范本

　　本材料案件引发的是一个行政道德问题，进一步说，这件事反映了赵永胜等基层行政人员行政道德意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只注重私人和部门利益，忽视公共利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利用公共职权谋取部门和个人私利。作为地方的派出所，应尽的职责就是要维护当地的治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为公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然而作为社会良好秩序和环境的引导和维护者，竟公然地去支持开赌场，“名正言顺”地收取“保护费”，为赌场充当“保护伞”，去“摆平”查封赌场的公务人员。第二，助长了各种陋习和不正之风的蔓延，严重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地方派出所缺乏道德意识而且助长了不道德行为的泛滥，那么就很难指望本地区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秩序。“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老师，无论教好教坏，他总在以自己的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

　　材料案例中知法犯法、以权谋私、违反行政职业道德的现象，不仅在大足县存在，而且在全国一些地方都是屡见不鲜。然而，这种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政府官员法律意识淡化，权大于法，依法行政很难落到实处。在这种情况下，牟取部门利益，侵害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就难以避免。赵永胜身为派出所的所长，带头践踏了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利用手中职权庇护、支持赌博行为，这样的事实在对执法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深刻质疑的同时，也更使我们痛心地意识到这样一种现实——权力宰制理性：本来大足县治安大队已将赌场查封了，但是赵所长的一句话就“摆平”了。其次，行政人员角色错位。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一样，行政人员在家庭、社区、单位和社会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背后都附带着一系列义务，同时也夹杂着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其结果是行政人员总是处于各种角色产生冲突的尴尬之中。赵永胜公然充当赌场的“保护伞”，选择了以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重的角色，而忽略了以公共利益为重的公共角色。角色选择的错误导致危害公共利益的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最后，行政人员曲解公共利益的含义。在现实中，之所以会出现行政人员凭借公共利益的名义损害真正公共利益的不道德现象，是因为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和界定权均掌握在行政人员手中。

　　在材料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部门利益总是交错在一起，而对“公共利益”概念界定的模糊不清，则导致了行政人员角色的错位，最终结果是政府出现违背公众利益的不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准确界定“公共利益”是消除行政不道德行为的基础，也是重建行政道德的基础。

　　应急管理中的行政道德问题

　　材料正文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如SARS事件、美国的“9·11事件”、全球恐怖主义等，这使得应急管理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SARS疫情、重庆开县“12·23”井喷事故和其他地区频发的矿难事故等也使应急管理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危机过后，社会各界从机制、程序等方面对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问题进行讨论，而对应急管理中的行政道德问题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这是当前政府应急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一个缺陷。SAＲS事件后对政府应急管理的反思则说明了这点。

　　SARS疫情过后，把政府应急管理视为一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是国内极为流行的观点。如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侯少民教授强调科学技术是克服危机的第一胜数，认为应急管理必须从制度建设人手，依靠科学决策与管理、增强透明度等方法应对危机。诚然，科学技术是应急管理的支柱，但是应急管理不能只依靠科学技术而忽略伦理问题。应急事件一般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等特点，因而在应急管理中，行政人员往往要面临很多重要且尖锐的道德伦理冲突和抉择。如果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平不高，做出了有违伦理道德的抉择，那么就会降低应急管理的效果。因此提高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水平，对于应急管理有着重大意义。

　　2003年8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跨学科联合生命伦理研究中心就SAＲS引发的行政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指出了道德伦理对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强化应急管理的成效、认受性及合理性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提出应急管理中的五大主要道德伦理上的思考，即隔离伦理、个人隐私伦理、关怀义务伦理、附属伤害伦理和全球一体化伦理。这些原则可以被视为应急管理中最重要的行政道德准则，它们建构起以“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应急管理行政道德体系。

　　下面将结合案例分析应急管理中的隔离伦理问题。

　　SARS中的隔离案例

　　2003年4月1日清晨6时，大部分淘大花园E座居民仍在睡梦中，卫生署突然颁布“隔离令”，对E座实施封锁，大批身穿白袍、戴口罩及头套全副装备的卫生署人员及警察，将大厦四周10米范围重重包围，不准任何人进出。在10天的隔离期间，政府奉送三餐，并为居民提供心理辅导，有经济困难者亦可获每日60元津贴

　　政府向淘大花园E座居民发出“隔离令”后不足48小时，该座感染SARS的人数仍持续增加，遂决定将110户搬往柴湾及西贡的两个隔离营继续隔离。

　　不少该座居民的亲友闻讯后赶至E座楼下，欲进大厦探访却不得要领。周先生到淘大花园E座探望独居于大厦的70岁外祖母，他站在E座大门前欲进不得。他怕政府分发的食物不合外祖母胃口，向记者投诉政府手法僵化，不准亲戚探访。另外，何先生更带来狗粮，有朋友独留狗在家，要求渔护署将狗粮送到单位。其中144名被送往鲤鱼门“隔离营”的居民，到达后发现要共享厕所而鼓噪，通宵在营外静坐。入住该营的林小姐投诉：“连食饭都不通知我们，在楼梯口放一篮饭就算，食水又不足……”亦有居民指出，在没有足够的设备下，营内的生活犹如监狱。

　　提出问题

　　材料暴露了哪些问题？假如你作为参与些次危机应对的政府工作人员，你将从哪些方面入手处理此次危机？

　　分析问题

　　材料反映政府应急管理中存在的行政道德困境，即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必须对个人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在民主国家中，政府对个人自由权利的限制既是违反宪法，也是违背行政职业道德的。但是，危机具有危害性、紧急性的特征要求政府为了维护公众安全，必须采取各种紧急措施，包括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的措施。这样，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公众安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应急管理道德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写作范本

　　危机与人类同伴共生，危机事件的发展一般要经过潜伏、爆发、蔓延、结束等阶段，危机一般都给公众的生命与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为了维护公众安全与利益，在危机事件的潜伏期，政府应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危机进一步发展；在危机事件的爆发、蔓延期采取严格措施控制危机产生的危害，尽管这些措施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但这都是十分必要的。在本案例中，政府运用公共卫生权力，实施强制性的隔离措施及搬迁计划，因此限制了个人在生活上、行动上以及与他人接触的自由，目的是要维护公共卫生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迫切需要。对于一个崇尚自由的社会来说，为保障最大多数人的生命和利益，个人权利暂时性让步，接受限制，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让公共卫生得到优先考虑，暂时凌驾于个人自由权利之上，符合社会最大效益的道德原则。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并不违背行政道德原则。

　　但是，案例中也反映出一定的行政道德问题。如林小姐对隔离期间吃饭、饮水方面的抱怨；在内地，不少地方也出现过没有给被隔离人员提供足够的食品、饮水等情况；甚至还出现由于被隔离人员不满政府的隔离措施而逃跑，乃至暴力抗法事件。这些现象反映出政府应急管理中“以人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欠缺。

　　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处理应急管理中公众安全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尽管在应急管理中可以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但是在隔离中也要体现出人本精神，保障个人基本的生存权利，这是政府应急管理的最低道德底线。其次，健全应急管理立法。对处于隔离状态中的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使政府与被隔离者的行为有法可依。为了表达政府对被隔离者承担公民责任的回馈，在法律上要保障他们不会受到社会的歧视，使他们避免遭受不必要的伤害、损失以及不公正的待遇。再次，要遵守合理合适(proportionality)及透明开放(transparency)两大原则。保证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是在公正平等、透明无私情况下执行，不可“黑箱作业”，做到合法、合情、合理以及适度。最后，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政府部门需要把隔离的利弊给有关人士解释清楚，并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与帮助，包括经济上、生活上以及心理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合作和减低他们心理上的恐惧及焦虑，使他们顺利度过隔离期。

　　应急管理中的行政道德原则，除了隔离案例中所体现出的隔离伦理外，其他四项原则也值得注意。个人隐私伦理是指政府对患者资料的公开应以对个人隐私构成最低侵扰为准则；关怀伦理是指政府应承担给予危机的受害者和参与救助人员与其他人员关怀的义务；附属伤害伦理是指政府在应急管理中要平衡救助危机受害者与其他非危机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例如，SARS期间，很多医院救治SARS患者而拒绝其他病人，使其他患者无法得到及时医治。政府就应该承担平衡这两者关系的义务。全球化伦理是指在危机发生期间，各国政府要相互帮助，不能够坐视他国的危机不管。

　　社会危机的出现，不仅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以及公共利益带来威胁，而且会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带来严峻的考验，造成极度的不安、不满、不稳定及不合作，甚至还会对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带来冲击。因此，在应急管理中，政府不仅要科学制定应急政策措施，还应该对应急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把伦理道德规范与科学决策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应急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以达到建立政府公信力、争取公众支持与参与、增强社会凝聚力、稳定社会并最终度过危机期的目标。